【逐日科技网】
编者按：来自张汝京本人的两处勘误。第一、张汝京示意，世大被并购时，自己是知情的，他和张忠谋长谈过也支持与台积电合并。但他提议到大陆建设第3、4、5厂并没有获得张忠谋的认可，也未获批准。张汝京决议自行筹集资金招募人才回国介入半导体行业的筚路蓝缕艰辛之路。第二、他与第一批回国的半导体好手中，约有300多位台湾同胞和100多位来自西欧日韩等国的同事和同伙，其中许多海归都获得了妻子和家人的支持，举家来到大陆，为中国的半导体事业作出了孝敬。
文/戴老板
上个世纪三十年月，河北籍学生张锡纶从所矿业高等学府焦作工学院结业，作为一名专业为冶炼学的稀缺人才，他被上海的一家炼钢厂任命。抗战发作后，上海工业大规模西迁，张锡纶也随着大军队辗转来到了战时陪都重庆。他事情的炼钢厂被并入国民政府军事工业系统，成为隶属兵工署的第21兵工厂。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兵工署派遣大量职员奔赴天下，接受侵华日军遗留下的军械厂，张锡纶也随同事来到南京，吸收位于雨花台四周的的日本野战造兵厂，并在此确立了兵工署第60兵工厂。此时的张锡纶已经是业内著名的炼钢专家，他在南京立业安家，与相识多年的女友娶亲，1948年，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取名张汝京。
淮海战争竣事之后，解放军兵锋迫近长江，粟裕的三野第八兵团已经隔江驻扎在南京对岸，第60兵工厂最先紧要撤往台湾。已经是国军上校主座的张锡纶，自知不能留在大陆，于是他和家人带着尚在襁褓之中的张汝京，跟随着迁厂的大军队，于1949年头的一个铅云密布的早晨，在南京下关登船，启程前往台湾高雄。
除了自己的一大家子人之外，张锡纶还带走了兵工厂里两百多位年轻的冶金学徒。在启程前，不少学徒的怙恃如托孤一样平常乞求张锡纶，请求他照顾好孩子。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张锡纶一直做到兵工厂高层，同时也像大家长一样平常照顾着两百多位年轻人，帮他们就学成家立业，这些年轻的孩子长大后娶亲，张锡纶永远都是证婚人。
不满一岁就被带到台湾的张汝京，长大后念书成就优异，一起考上台湾大学，并之后前往美国留学，先后取得工程学硕士和电子学博士的学位。1977年，29岁的张汝京入职美国半导体巨头德州仪器，并加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集成电路的发明人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的团队。在德州仪器，张汝京从研发设计工程师做起，一干就是二十年。
从60年月最先，华人就在美国半导体行业崭露头角，天才工程师和卓越企业家不停涌现。张汝京在德州仪器的顶头上司邵子凡博士，就是全球最的芯片制造工厂建设专家。在邵子凡的提携和种植下，张汝京迅速生长，前后介入了9个大型芯片厂的建设，遍布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成为业内公认的“建厂妙手”。
由于张汝京的事业重心落在美国，张锡纶和妻子刘佩金在退休之后均搬到美国栖身。跟无数从大陆撤至台湾的老一辈一样，张锡纶配偶也是家国情结极重的人，时刻牵挂着祖国大陆。在张汝京事业蒸蒸日上，成为全球芯片行业着名的建厂专家之后，张锡纶问了儿子这样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刻去大陆建厂?”
父亲的问题，在90年月末迎来领会答的契机。1997年，在德州仪器事情了20年之后，张汝京提前退休。经由一段短暂的大陆行之后(后文会提及)，他在老同伙的支持下回到台湾担开办了世泰半导体，并迅速做到量产和盈利。在此时代，张汝京已经做好了在大陆建设芯片工厂的详细设计：世大第一厂和第二厂建在台湾，第三厂到第十厂所有放在大陆。
世事难料，迅速崛起的世大引起了行业龙头台积电的小心。就在张汝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刻，世大的大股东在张汝京绝不知情的情形下，与台积电隐秘协商，在2000年1月将公司作价50亿美金卖给了台积电。张汝京事后才知晓此事，自知在合并后的新公司里难有立足之地，于是绝不拖泥带水，在收购完成后的第二天便告退，决议北上大陆再次创业。
凭借着业内的名气和世大的乐成履历，张汝京迅速聚拢起一批人才和资金，并最先着手选择厂址。2000年那会的芯片行业，远不如现在这般炙手可热。不外在上海，他们受到了热情接待，时任市长徐匡迪亲自出马，带他们来到遍布农田的浦东要地，向张汝京展示了上海为他们计划建厂的大片土地。
2001年4月，在这个叫做张江高科的地方，张汝京的新工厂中芯国际确立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个名字在中国半导体行业占有极重的分量。
1949年，张锡纶带着200名冶金学徒，从南京撤至高雄，确立了规模重大的高雄六�兵工厂;2000年，张汝京率领300名芯片工程师，从台北来到上海，确立了大陆进的芯片制造基地。
历史在张家父子两代人之间，完成了一个循环，但张汝京和中芯国际的艰难历程，以及背后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芯酸往事，才刚刚拉开帷幕。
1
在张汝京回到大陆确立中芯国际之前，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已经踽踽独行了靠近半个世纪之久，院所教授、政府官员、海归精英、资源掮客等一大批人物逐一登上历史舞台。为理清这些错综庞大的历史，我将时间线索根据行业的主导气力来划分，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顽强萌芽：设计机制中的专家主导(1956-1978年)
杂乱年月：外部打击导致行业失序(1978-2000年)
西雁东飞：海归创业潮与民企崛起(2000-2015年)
周全对决：国资入场打响芯片战争(2015-2018年)
批走入中国芯片生长史的，是苏联式军事工业和科研系统内的院所专家们，他们从50年月最先建设中国的半导体手艺和工业系统，可以总结为一句话：用苏联的系统和中国的人才，来追美国的影子。
说是追美国的影子并不为过，集成电路行业自己就是降生于上世纪50年月的美国。1958年9月12日，张汝京日后的上司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在德州仪器研制出天下上第一块集成电路，乐成地实现了把电子器件集成在一块半导体质料上的构想。1959年7月，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在仙童公司突破了集成电路的平面制作工艺，为大规模工业量产奠基了基础。
基尔比和诺伊斯被并成为集成电路的发明者，在他们大放异彩的年月，中国人正在履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而这时大洋彼岸的硅谷已经显露雏形，仙童、Intel、AMD等大批公司相继在50-60年月确立。与美国对应的是，中国在1960年确立了以中科院半导体所为代表的大批研究机构，并在天下建设数十个电子厂，开端搭建了中国半导体工业的“研发 生产”系统。
这套系统最初能够紧追美国，得益于一批回到新中国的半导体人才，如黄昆、谢希德、王守武、高鼎三、吴锡九、林兰英、黄敞等先辈大师。在他们的率领下，蹒跚起步的中国半导体行业做了两大孝敬：一是保障了“两弹一星”等一批重大军事项目的电子和盘算配套;二是为中国确立了一套横跨院所和高校的半导体人才培育系统。
但在产业化方面，成就却寥寥可数。1977年7月，邓小平约请30位科技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半导体学界灵魂人物王守武发言说：“天下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其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即是日本一家大型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一句话就把改开之前中国半导体行业成就和家底，概括地八九不离十。
但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已属难过。王守武是美国普渡大学结业的高材生，文革中被停职批斗，备受诬蔑和中伤;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奠基人谢希德，被整成走资派后，天天事情是扫茅厕;而拉出根硅单晶棒的林兰英，父亲由于做过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被造反派在火车上殴打致死，林兰英自己也受屈辱。
几十年后回首这段历史，总是有人试图用一句“无私奉献”将他们的这些履历一笔带过，并喜欢高声诘责芯片从业职员：你们为何不效仿先辈们舍身忘我的啃干粮精神?
2
改革开放之后，打开国门的中国人蓦地发现，美日的半导体产业也已经将中国远抛死后，差距在10年以上，韩台也在迅速跨越中国大陆。但除了少数专家外，上至庙堂高管，下至平民百姓，国人对这种差距和追赶的难度普遍熟悉不足，好比在1977年，总设计师问王守武：“你们一定要把大规模集成电路搞上去，一年行吗?”
向导的殷切关切，催生了中国怪异的产学研模式：通过运动式的集中攻关，来突破某一项手艺。这种方式在不思量成本和良率的军工领域内是有用的，如两弹一星，但在产业化和民用化方面，基本上是死路一条。时至今日，中国集成电路学界领许多“到达国际水平”的功效，只具备“展示和验收”功效：一经专家评审会通过，就束之高阁生锈落灰，少少走向市场。
改革开放之后，包罗半导体在内的中国电子产业最先受到凶猛的外部打击。由于大量国营电子企业经营难题，无法发生足够的利润来支持研发，从外洋引进的生产线又大多是落伍镌汰的二手货。以是在80年月，中国半导体行业不仅大幅落伍于美日，也逐渐被韩国和台湾地区跨越。为解决这种情形，国家部委先后组织了三大“战争”，分别是：
1986年的“531战略”
1990年的“908工程”
1995年的“909工程”
531战略是在1986年针对“七五”提出的，即“普及5微米手艺、研发3微米手艺，攻关1微米手艺”，并在天下多点着花建设集成电路制造基地。从1986年到1995年，陆续降生了无锡华晶、绍兴华越、上海贝岭、上海飞利浦、和首钢NEC等五家公司。这内里代表性的，当属首钢NEC的降生和失败。
首钢涉足芯片制造是在1991年，那会儿的首钢是北京的牛逼单元，财大气粗不差钱，周冠五更是连中央向导都不放眼里。1991年12月，首钢喊出了“首钢未来不姓钢”的口号，跨界芯片，与NEC确立合资公司，手艺所有来自于NEC，工厂“对着日本图纸生产”。只管NEC提供的手艺不算先进，但恰逢行业景气，1995年的销售额就到达了9个多亿。
受此激励，首钢准备再接再厉。2000年12月，首钢找了一家美国公司AOS，合资确立“中原半导体“，投资13亿美金做8英寸芯片，手艺泉源于AOS。但很快，2001年IT泡沫导致全球芯片行业低迷，AOS跑得比兔子还快，中原半导体没了手艺泉源，很快夭折，而与NEC的合资公司也陷入亏损。2004年，首钢基本退出芯片行业。
这是大型企业受地方政府“激励”跨界做芯片的第一个案例，未来还会不停重演。听说首钢昔时计划的转型偏向只有地产做的还不错，这种强烈对比蕴含的原理，足够很长时间来玩味和琢磨。
面临越拉越大的差距，1990年9月电子工业部又决议启动“908工程”，想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有所突破，目的是建成一条6英寸0.8~1.2微米的芯片生产线。项目由无锡华晶负担，芯片手艺则向美国朗讯购置，但最终结果是：行政审批花了2年，手艺引进花了3年，建厂施工花了2年，总共7年时间，投产即落伍，月产量也仅有800片。
严重亏损的华晶只能追求外部辅助。曾经开办茂矽电子的台湾人陈正宇那时正在寻找机进度大陆，便与华晶谈判，拿下了委托治理的条约。为了革新华晶，陈正宇求助于老同伙张汝京。张汝京那时刚从德州仪器退休，他来到无锡后，仅用了半年时间(1998年2月-8月)就完成任务，革新后的华晶于1999年5月到达盈亏平衡，项目才得以验收。
没有到达预期效果的“908工程”，使中国半导体又浪费了5年的名贵时间。在无锡华晶还卡在0.8微米无法量产时，外洋主流制程已经到达了0.18微米，差距泛起越来越大的趋势。1995年，电子工业部又提出实行“909工程”，投资100亿人民币，由上海华虹负担，与NEC互助，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亲自挂帅。在万众瞩目下，建国以来的电子工业项目于1996年启动了。
近些年习惯了强国语境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上世纪90年月中国人面临与发达国家的恐怖差距时的那种绝望。909工程在向导人“砸锅卖铁”的批复下启动，顶着伟大压力背水一战，克服了华晶七年建厂的悲剧，于1997年7月开工，1999年2月完工，用了不到两年即建成试产，在2000年就取得了30亿销售，5.16亿的利润。
到了2001年，华虹NEC也遭遇了芯片行业的隆冬，整年亏损13.84亿，这时指斥又络绎不绝，无数媒体指责“光靠砸钱做不起芯片”。这时刻的中国，险些没有人知道三星越亏越投的“反周期大法”，更没有人领会张汝京的“盖厂一定要在行业低潮期”的理论，因此只管华虹在2004年之后便恢复业绩稳固，但在之后的十多年，再也未能获得国家资金支持扩建升级。
总结从1978年到2000年的历史：早期缺乏统一计划，蜂拥引进外洋镌汰的生产线，但这些装备在摩尔定律的驱动下，以超乎寻常的速率酿成废铁;后期国家出头组织三大战争，屡败屡战，最终通过“909工程”为大陆留下了一座委曲算及格的上海华虹。平心而论，这个阶段中国与外洋水平的差距，并没有显著缩小。
这些项目未能取得预想中的乐成，深层次的缘故原由有两个：一是芯片行业更新速率太快，制程升级与日俱增，海内八九十年月这种没有连贯性的“挤牙膏”式投入，必然会陷入“引进-建厂-投产-落伍-再引进”的恶性循环，效果很差;二是半导体相关人才实在是太弱，基本无法吃透引进来的手艺，遑论自主研发。
另外，西方国家先后用“巴统”和“瓦森纳协议”来限制向中国出口进的高科技装备，赞成批准出口的手艺通常比进的晚两代，加上中心拖延和落地消化，基本上中国拿到手的手艺就差不多落伍三代左右。这种限制在上述重大工程中都获得了充分体现。
人才问题，率先在2000年左右迎来了转机，大批有外洋留学履历、在芯片公司事情多年的半导体人才，在这一时期回到中国。
在西雁东飞的回归潮中，中星微的邓中翰于1999年回国，中芯的张汝京于2000年回国，展讯的武平和陈大同于2001年回国，芯原的戴伟民于2002年回国，兆易的朱一明于2004年回国，他们带着厚实的履历和珍贵的火种，跳进了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历史进程之中。
2000年之后，中国芯片行业进入了海归创业和民企崛起的时代。
3
在讲述海归和民企的时代之前，先跟读者普及一个中国芯片行业有趣的迷思：大多数的中国芯片公司，都确立于2000年之后的几年。其中包罗：
中芯国际确立于2000年;
珠海炬力确立于2001年;
展讯通讯确立于2001年;
福建瑞芯确立于2001年;
汇顶科技确立于2002年;
锐迪科确立于2002年;
中兴微确立于2003年;
华为海思确立于2004年;
澜起科技确立于2004年;
兆易创新确立于2004年。
这内里的靠山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培育的电子/盘算机/通讯类理工科学生，在80年月出国潮中率先留洋，结业后留在美国半导体行业事情，见识和能力都获得了磨炼。在2000年之后，这批人积攒了足够多的手艺沉淀和治理履历，最先陆续从大洋彼岸回到中国创业。
半导体行业有一个怪异的特点：人才的培育周期长，就是通常所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大多数人才都必须要读到博士。这跟互联网行业截然相反，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捣腾一个网站或者App就能融资的征象，在芯片行业险些不存在，而行业赚快钱的机遇则更是寥若晨星。
因此，改革开放后培育的理工科人才，首先在盘算机、通讯和互联网行业建功立业，促进了腾讯和华为等公司的降生，但要轮到芯片行业，则还需要守候更多的时间。80-90年月那些结业的大学生，还不能负担半导体研发的重担，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学习和磨炼，尤其需要去全球集成电路手艺集聚区-美国的硅谷。
这从侧面回覆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何80-90年月中国总是吃不透引进的芯片生产线和手艺。缘故原由很简朴：80-90年月负担芯片研发重任的，应该是60-70年月的大学结业的中年手艺骨干，但在六七十年月，半导体专业的教授们都在下牛棚扫茅厕，培育学生无疑痴人说梦。
以是中国许多器械外面看起来像是当前的问题，但本质却是在为历史还账。
2000年后海归的回国创业，是改革开放后高校招生正常化的延迟盈利，这内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展讯的创业历程：四位焦点创始人武平、陈大同、范仁勇、冀晋都是1977年~1978考入大学(三个清华一个南大)，都拥有博士学位，都曾经赴美国留学，并在结业后在硅谷半导体圈里事情。2001年，他们选择回到了上海张江创业。
张江高科，上海，2002年
有两个学校在在中国的半导体人才的培育职位突出：一个是清华大学，一个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一土一洋的两所学校，为中国芯片行业输送了大批的工程师、企业家和投资家，数目远超其他高校，并通过传帮接代的校友关系，孵化出一批又一批的芯片企业。
这种校友关系在清华学子朱一明的创业历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2004年，89级物理系的朱一明和85级电子系的舒清明准备创业搞芯片，找到了85级自动化系的李军，李军帮他们弄了一笔风投，并先容给83级经济系的薛军，薛军联系到80级工物系的罗茁，罗茁掌管的基金投了200万人民币，又拉来81级电子系的邓峰，终于凑了92万美金最先启动。
12年后，这家叫做兆易创新的公司上市，市值跨越350亿人民币，成为A股炙手可热的明星。
固然，校友之间也不总是这种共建社会主义的协调局势。85级电子系的赵伟国掌控的紫光团体，在并购了77级电子系师兄武平和陈大同开办的展讯之后，不久便遭遇到高通团结大唐对展讯的偷袭，赵伟国在同伙圈里痛斥“汉奸”，将矛头直指建广资产实控人，同是清华校友的李滨。
事实上，今天整个华人半导体圈子，清华子弟占半壁山河，不外思量到规模达几千亿的国家产业基金是由75级化工系的一位校友批准推动的，以是剩下那半壁山河也得仰仗清华。
2000年之后，西雁东飞为中国半导体行业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大批机制天真的民营半导体企业确立，尤其是在芯片的三大领域中的芯片设计和芯片封装领域，这种天真的机制最先进入良性循环，并促使了海思、长电等一批企业率先进入各自领域的第一梯队。
而在芯片制造领域，率领300多位台湾工程师回到大陆的张汝京，也在张江打响了第一枪。50多岁的张汝京不仅说服美籍太太，把全家家从美国搬回了上海，还把90多的母亲刘佩金女士接到浦东(此时父亲张锡纶已经仙逝)。在张江北区打桩机轰鸣的工地前，张汝京挽着母亲的胳膊，一起见证了中国进的芯片制造厂的拔地而起。
但从2000年到2015年，摆在中芯国际眼前却又是一条绚烂、艰难和血腥的荆棘山路，在这十五年里，埋葬了太多中国半导体行业诡谲和隐秘的往事。
4
张汝京在中芯国际的建厂历程中，充分发挥了他积累的种种资源和优势，让全天下见识了什么叫做的“建厂大师”。
首先，业界声望高企的张汝京有壮大的资源整合能力，特别是在人才和资金方面。张汝京确定回大陆创业之后，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大量人才响应他的招呼，跟他一起回到大陆。在资金筹集方面，他吸引到上实、高盛、华登(ps.芯片领域的投资公司)、汉鼎和祥峰等多家公司的投资，筹集到10亿美金，2003年又募集了6.3亿美金，一小我私家险些抵得上一个“909工程”。
另外，听说张汝京为了突破装备禁运，找到了美国五家教会组织为他做担保，保证中芯的芯片手艺不会用于军事用途，最后才拿到了出口允许，但此事不能考证，甚至连中芯内部员工都以为匪夷所思，因此权当段子一听。
其次，张汝京深谙半导体建厂履历，根据他的理论，“不景气时盖厂”，而中芯国际建厂的2000~2002年，正逢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半导体低潮期，中芯乘隙购入了大量的低价二手装备，并趁天津摩托罗拉工厂经营不善，以低价换股的方式买下整个工厂。以此为基础，张汝京仅花了3年就确立起了4条8寸产线和1条12英寸生产线，这个速率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的。
从2000年8月24日，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桩，仅过了一年零一个月，到2001年9月25日，就最先投片试产。到了2003年，中芯国际已经冲到了全球第四大代工厂的位置，崛起速率令人咋舌。
中芯国际，上海，2012年
曾经有台湾的同伙来大陆造访张汝京，回去跟台湾媒体评价道：“Richard(张汝京英文名)连西装都没有穿，就是一件事情衫，披上件发旧的灰色毛衣，像个传教士，办公桌是三夹板拼集起来的便宜货。张说他有一个中国半导体的雄伟梦想，他为这个梦想要彻底献身，似乎甚至牺牲性命都可以，这小我私家不是为了赚钱才做这件事，这才是最恐怖的。”
2000年，民进党上台，两岸关系最先趋紧。在这种靠山下，台湾对大陆的手艺限制变得愈加疯狂，严禁台湾高科技公司进入内地，“国宝级”的集成电路产业更是封锁地严严实实。拥有台湾户籍的张汝京，自然成了陈水扁政府眼中的大敌，罚了他15.5万美金作为忠告，并要求他在6个月内撤资，而张汝京也是绝不示弱，直接宣布放弃台湾户籍，与台湾脱离关系。
台湾政府事实没有跨海抓人的能力，以是它们的处罚并没有阻止中芯国际飞速生长，真正的威胁来自张汝京的老对手台积电。由于在建厂初期，张汝京聘请了跨越100多位来自老东家世泰半导体(那时已并入台积电)和台积电的工程师，这引起了台积电的小心，他们最先着手默默收集中芯国际窃取台积电手艺的证据，守候在要害的时刻给予中芯国际致命一击。
2000年底，台积电公司里一位叫做刘芸茜的女士，收到中芯的加盟约请后，准备去职奔赴大陆。时年53岁的刘芸茜在台积电内部担任的是“质量和可靠性项目经理”一职。在解决去职手续时代，她收到一封来自中芯国际首席营运总监Marco Mora(意大利人)的邮件，邮件中要求她提供一款产物详细的工艺流程。
此事厥后被台积电知晓，马上讲述台湾警方。台湾警方反映迅速，立马搜查了刘芸茜在新竹的家，扣押了她的电脑。在电脑硬盘里，发现了Marco Mora写给刘芸茜的那封邮件和部门台积电内部资料，以及她向中芯发送这些资料的邮件纪录。
2003年8月，在中芯国际即将在香港上市的要害时刻，台积电脱手了。在美国制裁中兴的十四年前，大陆半导体行业最惨烈的一战打响了。
5
在张汝京被怙恃带着登船撤向台湾的差不多同一时间，17岁的浙江宁波人张忠谋也在上海登船，与家人挤在一个狭窄的舱房里，启程前往香港。
张忠谋在香港待了几个月，就马上申请去了美国哈佛大学，成为全校1000多位新生中的中国人，后又转学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58年，张忠谋加入德州仪器，一起做到公司的三号人物，而1977年入职德州仪器的张汝京，名义上跟张忠谋有8年的“同事”关系，但跟媒体炒作的相反，两人在此时代险些没有任何交集。
1985年，张忠谋辞去了德州仪器的高薪职位，回到中国台湾，担任台湾工业手艺研究院院长，而在此之前，五十多岁的张忠谋从来没有在台湾历久栖身过。1987年，张忠谋开办了台积电，并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等到张汝京也从德州仪器告退回台时，张忠谋已经像日本的盛田昭夫一样，成为台湾地区的工业民族英雄。
2000年，张汝京的世泰半导体被台积电突然收购，这是他第一次跟张忠谋的正面交锋。对世大这个快速崛起的竞争对手，台积电用50亿美金的价值，干脆利落的并购掉，将威胁祛除于萌芽中。而到了2003年，在看待张汝京的第二家创业公司时，台积电的手法就没那么客气了，尤其是这家公司还位于蕴藏伟大需求的中国大陆。
2003年，搜集好证据的台积电突然袭击中芯国际，起诉地址也很有讲求，选在了美国加州，要求赔偿10亿美金，而2003年中芯的收入仅有3.6亿美金，这基本上就即是打架往死里招呼的意思了。
讼事拖到2005年，中芯已经疲于应付，选择了与台积电息争，变相认可了“欠妥使用台积电商业秘密”，并赔偿1.75亿美金。在《息争协议》上，台积电的法务团队大显神威，设置了一个“第三方托管账户”，中芯必须将所有手艺存到这个账户里，供台积电“自由检查”，从基本上限制了中芯国际的生长。
但事情基本没有完，一年半后的2006年，在中芯国际准备融资的前夜，台积电再次脱手，指责中芯国际的0.13微米工艺使用台积电手艺，违反《息争协议》。对此中芯反映强烈，坚决否认自己侵权，并准备了大量证实自己无辜的证据。由于台积电照样在美国加州提议起诉，张汝京选择了在北京高院反诉台积电。
这一放置异常高明，并出乎台积电的预料。由于大陆的审理时间早于加州法院，若是台积电选择努力应诉，那么就必须晒出自己掌握的证据，这样就给了中芯在加州法院那头应对和反驳这些证据的时间。中芯的状师对此信心满满，以为在“主场作战”，虽然纷歧定能赢，但最起码能获得些许腾挪的空间和时间。
但惋惜的是，2009年6月，北京高院驳回了中芯的所有诉讼请求，讼事基本没有进入到审理环节。3个月后，加州法院开庭，台积电再次胜诉，中芯国际被迫支出更大的价值：在1.75亿美金的基础上，再赔2亿美金，外加10%的股份。事后，台湾媒体自满地称：“我们今后控制了大陆芯片业的半壁山河!”
在接到状师通知的那一刻，张汝京在电话前放声痛哭，第三天，他便引咎告退，离开了为之奋斗了9年的中芯国际。
客观地说，中芯国际在建立历程中简直侵犯了台积电的知识产权，张汝京事后自己也认可：“我们做错了。”但中芯为之支出的价值，却过于凄惨：赔款让公司元气大伤，基本失去了投资和扩张的能力，治理层也时常陷入内讧。这一情形一直到2016年才有所改变，而这时台积电早已绝尘而去，差距越拉越大。
在中芯第一次认输赔款的2006年，大陆芯片界又发作了臭名昭著的汉芯事宜，而国家组织的三大国产CPU“方舟、众志、龙芯”又基本上都以失败了结，整个舆论对半导体行业开展了无差异的口诛笔伐，负面评价铺天盖地，中国芯片再一次走进了至暗时刻。
鲍勃迪伦在成名作《blowin‘ in the wind》中唱到：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一小我私家要走过若干路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才气称为真正的男子汉
再次元气大伤的中国芯片业，也在问自己：“我们事实还要走过若干路，熬过若干魔难，才气实现追赶和逾越?”
6
在中芯国际被台积电折腾地疲惫不堪的2008年，开办展讯通讯的武平也一脸憔悴：公司耗资数亿研发TD芯片，却被中移动“放鸽子”，迟迟无法商用;而在国产手机市场上，台湾联发科用廉价的山寨机方案抢走90%以上的份额，展讯股价跌到谷底。在股价最惨时，只要1亿美金就能控制展讯。
金融危机时，中投在美国大量购置大摩、黑石等公司的股票，这让武平感应眼热，试图游说将展讯的控制权买回来。“金融危机给了我们百年不遇的机遇，我们可以花大价钱去救其余国家的公司，但也应花一点点钱去买中国人的高科技创业企业。”
但现实很骨感：南望王师一整年，王师来了一个连。
展讯遇到的问题，是那时整个半导体行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在2000-2015年的某段时间，在一直支持半导体生长的国家气力，似乎突然间削弱了许多。
好比，中芯在长达6年的讼事中，险些没有获得官方的任何支持，这跟多年后中兴通讯事宜的“高层出头，官媒打气”的盛况相差伟大(两家公司都是国资占大股东)。而“909”等工程建设的众多生产线，也没有获得升级和扩张的后续投资。在中芯国际被台积电牵制住后，华虹华润等公司的产线逐年老化，与天下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时代，国家对半导体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几个政策方面：激励软件和集成电路生长的18号文、诸多863、973、核高基专项，01专项和02专项。但这些政策对于耗资伟大的半导体行业，尤其是芯片制造环节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只能用来续命，连跟上外洋巨头的措施都很难，更遑论逾越。
与此同时，风电和太阳能行业却延续多年获得巨额补助。
中国的产业政策，由于牵扯到伟大的利益，背后有许多隐秘的规则，并非外面看起来那样简朴。若是摊开舆图，你会发现中国众多芯片龙头公司，大部门都集中于上海，如中芯、华虹宏力、展讯、锐迪科、澜起、芯原等。因此，有人隐约地看到了内中缘故原由：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政策的转变，跟产业聚集地上海的天下职位，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
近年来，关于“上海为什么失去互联网”这一话题的讨论甚嚣尘上。除了网友总结的种种缘故原由之外，另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缘故原由：上海在互联网生长最快的2000年之后，倾尽资源支持集成电路，把张江高科里塞满了各种芯片设计、制造、服务公司，曾经产值占天下一半。而这条路，无疑是最难走的路，也是最不容易出成就的路，却又是最应该坚持的路。
固然，无论是媒体热议“上海为什么失去互联网”，照样嚷嚷“靠烧钱送外卖永远都做不出芯片”时，没几小我私家会记得上海这些年的坚持。
到了2015年，昔日风电明星—华锐风电，已经深陷造假和巨亏;昔日的太阳能明星—无锡尚德和江西赛维，已经停业重整。而国人蓦地仰面发现，每年入口的芯片已经有2000亿美金，金额甚至跨越了原油。
更为致命的问题摆在眼前：中国哪个行业是制造业的命脉，哪个行业更容易被别人卡脖子?是风电?是太阳能?照样芯片?
值得庆幸的是，2000年之后确立的部门芯片公司，经由十几年的生长，在2010年之后都逐步结出硕果，以华为海思为代表的芯片设计公司和以长电科技为代表的芯片封装公司，都凭借着市场化的机制、全球化的视野、高待遇的薪酬而逐步生长起来。他们用成就论述了一个原理：
芯片的产业化，需要依赖无数百万年薪的工程师，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拿几千块人为骑自行车上下班的老专家们的无私奉献。
若是不能正确熟悉这个问题，中国人只能在产业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去眷念那些影象中的劳模和雷锋。
7
2014年，已经寂静多时的中国半导体行业，空气突然炙热起来，醒目时势的人第一时间在小圈子里通报着新闻：大钱就要来了。
在此之前的2013年，十几位院士团结上书，要求国家重新捡起对半导体的支持。这项提议获得了向导的努力回复。到了2014年9月份，规模达千亿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挂牌确立，由财政部和国家开发银行等实力单元出资，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它将彻底改变中国甚至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生态。
为了制止泛起像之前“909工程”等项目泛起的种种问题，国家大基金采取了跟往常差别的投资方式：1. 寻找行业内好公司举行重点扶持，尤其是前三名的龙头，都有机遇获得国家资金。2. 股权投资的方式，一样平常不干预生产经营，保证企业的自力生长。
这种“广撒网”式的股权投资方式，还没有走到验证功效的最后阶段。但中国半导体行业这么多年下来，乐成的履历许多，失败的履历更多，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一句话：若何和谐资金、人才和机制之间的关系。从现在来看，暂时找不到比这种“广撒网式股权投资”更好的设施，只管它可能也有不足，好比无法顾及小公司，可能形成产能过剩等。
我在2016年底离开了事情多年的私募，也加入到半导体投资的国家队当中，在调研和投资的历程中，深切地感应：中国芯片行业已经拥有了走向乐成的众多因素：无数从外洋回流的人才(如梁孟松)，不停壮大的国产工程师队伍，卓越民企等树立的标杆机制，国家充沛且连续的资金支持。
在重庆，我们看到许多头发花白的日本专家，追随着中国年轻的企业家在偏僻的开发区里拉制硅棒;在北京，我们看到本土培育的科学家在AI芯片公布会上意气风发;在张江，一群从美国回来的中年工程师，把芯片方案的每项参数给我们详细拆解;在江阴，从台湾来大陆事情了近十年的高管，用一口台湾腔向我们展示着那些的中道工序手艺。
在2017年8月，我跟同事驱车2个多小时，从上海市区来到了上海最南方的临港新城，这里坐落着张汝京继世大、中芯之后第三次创业的工厂：研制大硅片的上海新�。事实上，我抵达新�时，张汝京已经离开了新�的治理岗位(缘故原由庞大，此处不表)。
这座吹着海风的工厂，是张汝京给上海留下的又一处名贵的资产，从2014年到2017年，他在此事情了三年之久。临港位置极为偏僻，配套尚不完善，往返市区路途遥远，很难想象，一个70多岁的老人，像苦行僧一样这里又艰苦奋斗了三年。
这让我想起了张汝京怙恃的重庆岁月。往前追溯80年，在抗战大后方的陪都里，张锡纶先生指挥工人炼钢，刘佩金女士钻研火药，他们所在的兵工署第21兵工厂，一度生产了中国90%的重机枪。在谁人山河飘摇的岁月中，张锡纶配偶所持的信仰，无非也只有两条：一是中国人不能输，二是让后裔活得好点儿。
我们这个民族，只管有种种不足，但韧性照样有那么一点儿的，再难的时势也走过来了。希望多年之后，中国已往的芯酸往事，能够彻底酿成遥远的回忆，而非不停重复的现实。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为中国半导体事业做出孝敬的人。
全文完，谢谢您的耐心阅读，请随手点个赞吧~
本文的撰写，获得了来自中芯国际、德州仪器、华为海思、贝岭、华虹、展讯、Intel、ASR等公司同伙的辅助，在此一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