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湖南长沙市的一处外卖站点，外卖小哥赶来后首先做的是检测体温、酒精消毒，然后再取餐、外送。图/人民视觉

民工转行的劳动力经济学

本刊记者/赵一苇

来自中国西北固原农村的高治晓，戴着头盔口罩，一身黄衣跨在电动车上，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今年3月疫情特刊的封面。高治晓吸引这本国际大刊眼光的缘故原由，是“当天下住手时”，他与300万名外卖偕行一起，仍驰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支持着人们的一样平常生涯。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配送员们为逃避新冠病毒，却在要求带薪休假。

今年32岁的高治晓在做骑手之前，已“京漂”多年，先后从事过餐饮、阛阓导购、保安、快递等多个职业。在最近的一次创业开餐馆失败后，又做起了外卖员。促使高治晓们不懈奔忙的，是中国外卖业的全球最高订单量。

2019年，中国快递营业总量累计到达635.2亿件，营业收入到达7497.8亿元，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在同为“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末尾生态里，餐饮外卖行业生长更为迅速，2019年产业规模已达6536亿元，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

疫情进一步加速了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从今年1月下旬至今，美团与饿了么累计新增的超200万外卖骑手中，有近三成来自制造业工人，有超八成是40岁以下青年。二三十年前，“去沿海区域工厂打工”照样内地无数待业青年的第一选择，现在，到大都会送快递、送外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

中国急速壮大的快递外卖业，犹如一块迅速膨胀的海绵，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曾经忙碌在工厂层层流水线上的“打工仔”们，缔造了中国延续高速增进的经济事业；现在奔腾在都会毛细血管般配送线上的各路骑手们，也被看作中国新兴的电子商务经济引领全球潮水的标志之一。但从本质而言，这一劳动力群体的转移，实质上是从已往的低端加工制造业转入到服务业中同样相对低端的快递外卖行业。

时代的风口

今年4月，22岁的苗森终于鼓起勇气，辞去了怙恃托关系才为他找到的工厂装卸工人的事情，他随着老乡脱离河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期望以外卖员的身份开启“月入过万”的新生涯。

苗森高中肄业后进了工厂，多年稳固的3000元月薪令他在同龄人里无可炫耀。在苗森身边，已经有越来越多与他岁数、履历相仿的年轻人，放弃了父辈农民、工人的职业门路，去做快递员、外卖员。那些先入行的兄弟们告诉苗森，一个月送外卖挣个万儿八千很正常。

进入工厂曾是一代人的梦想。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军号响遍中国大地，曾经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下子有了新的人生盼头：进城打工。

这是中国的第一批农民工，也是中国“制造工厂”时代的主力军。他们声势赫赫奔涌入城，进入种种铸造厂、纺织厂、装配流水线、建筑工地，人人以进厂当工人为荣，起劲扮演着伟大工业机械中的无数“螺丝钉”，撑起了广东、福建、江浙等省份制造业的半壁江山。

以制造业强市广州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76年流入广州的民工尚不足两万人。自1980年起，进城务工农民最先迅猛增进，1987年已猛增至45万人。那是中国制造业生长的黄金时代。到198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1.2亿左右。广东、福建、江浙等东部沿海区域成为农民工流动最为活跃的区域。

“在上一代人眼里，进厂子打工就是一个好事情。”在苗森看来，他们这代人与父辈的职业选择已经完全差别了。转行之前，苗森曾在河北承德一家机械工厂做装卸工人，这是一份亲戚托人协助才获得的事情。

苗森的父亲曾外出打工，母亲在家务农，怙恃都是小学文化。在今年疫情影响到工厂开工之前，家里人一直坚持不允许他换事情，怙恃信赖工厂事情的稳固性，对快递、外卖等“不懂的”行业有自然的排挤感。今年4月，苗森辞去事情去北京做外卖员，是他和家里多次相同失败后，先斩后奏的效果。

时移世易。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再愿意遵照父辈的工人职业路径。国家统计局宣布的《农民工监测讲述》显示，2008年至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平均年增进率为-2.84％。虽然农民工的总量仍在逐年增进，但无论是农民工占整个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比例，照样占农民工总量的比例，均泛起下降趋势。

2006年~2014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平均岁数从26岁一起升高至34岁。相比父辈，新一代农民工基本具备初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水平显著高于父辈普遍的小学初中文化。更高的文化水平拔高了职业选择尺度，相比死板重复的流水线工人，近十年间迅速生长的生涯服务业中的新兴岗位，正在成为他们更青睐的新去处。

3月2日，北京一小区门口，人们隔着栅栏交接快递件。图/人民视觉

新生代农民工憧憬大都会和新兴行业，但普遍的初高中文化水平尚不足以支持他们走上互联网行业中的焦点岗位，而互联网产业生态中新兴的大量基础性、边缘性岗位，成了他们中多数人的职业选择。快递与外卖行业正是这样的典型。互联网生态的扩张，把中国的快递业和外卖业送上了生长的高速路。

2000年前后，中国民营快递业一起步就有了迅猛增进。到2005年之后，电子商务进入高速生历久，网购需求迎来发作式增进，再次带动了民营快递业的狂飙猛进。这一年，网购零售带来的快递营业量占到了快递总营业量的一半以上，自此，快递逐渐成为电商服务的主要环节。

到2010年前后，中国快递业已开端形成EMS、顺丰、京东、“四通一达”等巨头并立的款式。在电商助力下，2014年，中国快递年营业量首次突破100亿件，跨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往后仍保持每年100亿件增进的超高生长速率，至今已延续六年牢牢占有天下第一的位置。

这一时期，餐饮外卖行业最先萌发，并以惊人速率搭建起重大的产业生态。2011年，建立三年的校园软件“饿了么”获得了第一笔百万美元的投资；2013年和2014年，美团外卖与百度外卖相继建立。自此，中国外卖业以每年新增用户过亿的速率迅速膨胀，并在2017年确立美团与饿了么的双寡头款式。2019年，中国餐饮外卖产业规模到达6536亿元，消费者规模约4.6亿人，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

“现在的就业形势已经发生了基本性转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者章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1980年代末，中国非手艺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而2004年之后，中国青年农民工数目不停削减，且越年轻的农民工削减得越多。农民工总体上供求平衡，但青年农民工已求过于供。”

无论制造业照样生涯服务业，4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都是最受迎接的劳动力。而现在，工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落后于快递、外卖等新兴服务业。在各大招聘网站上，大多数工厂招工的岁数限制仍卡在20~40岁之间，薪资局限一样平常都在4000~7000元，包吃包住，轮休制居多。可招聘启事挂了一段时间，工厂老板们发现，这个岁数段的人不好招，这些人更愿意加入到快递、外卖等新兴行业的大军中，用更自由的时间换取7000元以上的月薪。

美团外卖和饿了么数据显示，2019年，在美团外卖的400万名骑手中，20~40岁岁数段骑手占比高达83.7％。在饿了么的300万名骑手中，平均岁数31岁，90后占比约为47％。

在1998年出生的苗森看来，工厂工人和外卖员的事情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此前，苗森在一个郊区的机械工厂做装卸工，厂房和宿舍在一起。他天天的事情内容，就是随着往返运送的货车装卸，有时也在车间里协助做包装、搬运之类的活儿，老板说是“上六休一”，但忙起来也会延续加班。

“天天都待在厂子里，搬东西很累，还要被呼来喝去的。”苗森直言，“我们这个年数的，谁会喜欢这样的事情呢？钱又不多。”相比之下，骑手事情看起来具有“时间自由”“多劳多得”的优点，这对曾经事情定薪不准时的苗森来说，有很大吸引力。

收入，是影响就业意愿的最大因素。《2018年送餐员就业讲述》显示，2018年，天下外卖骑手平均月薪为7750元左右，在需求最兴旺的杭州，骑手平均薪资达9121元。

而在传统制造业工厂则是另一番情景。企业主不会拿出动辄七八千元的人为成本去招聘大量通俗工人。凭据国家统计局宣布的数据，2019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职员年平均人为为70494元，绝对薪资不及快递外卖员群体。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给制造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4月份天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了27.4％。在疫情的打击下，许多工厂的营收效益大幅下滑，再提高人力成本并不现实。

“农民工大量流向服务业，应该怪制造业人为太低。”章铮直言，“农民工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供应方。制造业企业为了降成本，固然希望人为越低越好。但农民工同时又是消费品和商品房市场上的需求方。若是希望通过农民工城镇化、市民化来扩大有关市场的需求，首先就得解决农民工收入太低、没有经济能力进城的问题。”

机械人将人挤出车间

年轻一代不再青睐工厂，除了薪酬、小我私家就业意愿层面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制造业工厂智能化、自动化装备的日益完善，则从基本上削减了工厂对通俗工人的用工需求。

在服装加工厂麋集的广东省东莞市，自动化生产流水线险些成了大型加工厂的厂房标配，纵然是规模较小的加工厂也大多以自动化装备替换了人工的包装、切缝等流程化环节。

“现在我们的工厂生产线已基本实现全自动化，每年能省下20％左右的人力成本。”着名亵服品牌都市丽人团体人力资源副总裁潘纪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服装生产线上，裁剪、缝制、检测、物流、尺度零部件装配等主要环节，基本都可以实现自动化，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2019年11月10日，江苏邮政快递物流中心内的AGV搬运机械人忙着分拣邮件。图/视觉中国

潘纪刚坦言，添置自动化装备的动力，正是近年来不停上涨的人力成本。“一线工人的用工成本险些以每年10％~45％的幅度在增进，加之一线工人流动性大，不稳固，培训时间、熟练度也会影响企业的人力成本。”

服装纺织业的自动化是制造业生产变化的一个缩影。在“代工大王”富士康团体，近十年营收总体上涨，全球员工总数却从岑岭时期的120万人一起锐减至66万人。在汽车制造业，号称中国最先进制造业工厂的上海通用金桥工厂，由十几名手艺员操控的386台机械人替换了早年的大批一线工人，天天能互助生产80台凯迪拉克汽车。

牛津经济研究院在2019年6月宣布的讲述《机械人若何改变天下》中指出，新安装一个机械人将会削减1.6个岗位，到2030年，全球制造业就业将因此削减2000万。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面临的劳动力替换性压力可能更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屈小博在《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讲述No.20》中提到，凭据课题组对海内2000家企业的调研，新手艺应用带来的制造业通俗劳动力岗位的替换率为19.6％。

手艺迭代下，外卖员成了海内制造业工人转行的主要选择之一，工人转行的外卖员成了行业主流。数据显示，在饿了么300万名骑手中，有15％的外卖骑手是工人转型，占比最高。美团外卖在疫情时代新增的100万外卖骑手中，有27.2％来自制造业企业，也占比最高。

面临此景，“玻璃大王”曹德旺曾炮轰：“当下年轻人宁愿去做物业保安，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去工厂了，这是现在海内制造业的逆境，年轻人不能总是去送外卖！”

潘纪刚也发现，虽然普工的“用工荒”险些不再，但对口高级技工依然稀缺，尤其是一些专业高级技师，市场薪资已经开到了万元以上，依然应者寥寥。

从事外卖近两年的33岁外卖员陈斌，曾是河北保定一家汽车工厂的喷漆工人。他不是科班出身，最早由师傅带入行，厥后进了汽车厂，事情四年后，一个月人为从3500元涨到了5000元左右。

“人为涨得慢，钱不够用。”2018年7月，陈斌来北京当外卖员，每月得手收入一度维持在8000元~10000元之间，他很满足，“这相当于我们当地一家4S店高级汽修技师的收入了。”

持有国家一级证书的高级汽车机电维修技师曾是陈斌眼中的高薪事情。但由于理论知识、技术证书、事情经验的门槛，初中文化的陈斌并未选择这条路。今年复工以来，陈斌送外卖的收入再没有回到早年的岑岭期。北京高昂的生涯成本最先形成压力，陈斌萌生了一丝回乡的念头，“回去就是继续做工，但照样要学手艺。身上有手艺，才不愁用饭。”

现实上，制造业普工易招、高级技工稀缺的局势存在已久。在劳动力市场上，求人倍率指的是在一个统计周期内，有用需求人数与有用求职人数之比。以制造业大省江苏为例，近年该省技术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到达2以上的水平。这意味着，平均1位高级技工有2个以上岗位可挑选，远高于通俗岗位约1的求人倍率。“现在高级技工紧缺征象已逐步从东部沿海扩散至中西部区域，从季节性演变为经常性，供需矛盾突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生长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文凯对此示意。

受疫情影响，今年劳动力市场需求下降显著。但高技术人才依然欠缺。人社部宣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相关数据显示，只管受季节性因素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影响，市场用人需求和求职职员数目同比缩短，但各手艺品级或专业手艺职称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2.0。

在手艺性失业浪潮后，未来的就业门槛将提高，知识型、技术型劳动力将成为主流。“2010年以前，只要是个劳动力就能找到事情。但往后不会了，传统制造业的劳动麋集型岗位需求会越来越小。”屈小博直言，“往后无论是制造业照样服务业，知识技术型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和劳动麋集型岗位的收入差距也会进一步拉大。”

只管如此，不管企业若作甚“技工荒”而头疼，社会各界若何呼吁重视职业手艺教育，收入相对较高的技工，纵然是高级技工，也依旧很难成为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从一个下层劳动者的角度看，在大致相当的薪资区间下，相比能快速入行的快递外卖员，破费更高的培育成本、冒着更大风险去学习高级技工，则显得投入产出比更低。

虽然企业愿意在人为福利上向高级技工“多支付一些”，甚至愿意高价到劳动力市场上去挖人。“但企业招聘这样的高薪技工也是有前提条件的。”章铮指出，一言以蔽之，企业追求“天真用工”，技工追求职业稳固。

由于高级技工所学手艺通常是专用于某一行业、某一工种，手艺条理越高，手艺的专用性往往也越强。技工若是转业，他经多年学习和事情所掌握的技术会所有或大部分报废。因此，在决议是否学习某一门手艺时，对口事情的待遇和稳固性就成了他们思量的关键因素。以智能手机屏幕的打磨抛光事情为例。已往，手机屏幕玻璃的打磨抛光需要工人来做，这一技术需要至少三年的学习培育，才气到达高级技工水平。但随着智能终端的需求发作，自动化手机屏幕玻璃精雕机最先在面板生产行业中普及，迅速替换了传统的人工打磨岗位。

章铮还对高级技工的培育成本举行过估算，结论是：纵然上技校的学费由政府全额补助，农民工要想把因上技校少挣的钱赚回来，技校结业后至少需要从事本行事情8~10年。

在这种情形下，只管技校招生数目在增添，但技校结业生“结业即转业”的数目也在增添。“漏桶吊水，其结果就是技工始终不够用。”章铮说。

“现实上，机械对人的替换不意味着完全的岗位损失。”屈小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手艺会替换一部分传统低技术事情岗位，也会缔造出一批人机协作等新手艺岗位。以格力团体在2018年的大规模转岗培训为例，对岗位被替换的工人举行再培训、上新岗，可以实现既不大规模裁员，又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若是企业一方面要求员工不停提高手艺水平，另一方面花大气力对技工举行在职培训，并向技工提供历久稳固的本行事情岗位。事情稳固、收入不低，员工留不住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章铮直言，“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制造业企业都能走上这条路。”

“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业的年轻劳动力就业确着实萎缩，新经济下的新兴服务业更受年轻人的青睐。”孙文凯向《中国新闻周刊》示意，“一方面是收入差距正在拉大，另一方面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人更重视事情性价比、岗位尊重、事情环境等因素，工厂要想留住年轻人，需要综合思量这些因素的提升。”

外卖员的未来在那里

转行两个月间，作为外卖新手的苗森并没有拿到传说中“月入过万”的收入。他眼看着外卖站点的外卖员越来越多，可一小我私家天天接到的票据却越来越少。

苗森从站点里其他资深外卖员的攀谈中意识到，今年新增的骑手队伍正以亘古未有的速率生长壮大。疫情打击下，险些无门槛的外卖行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蓄水池。送外卖，成了现下许多失业和待业青年门槛最低、赚钱最快的暂且职业选择。

“人多票据少，基本不够分的。”苗森很无奈，“5月份订单量刚涨起来，又新来了许多兼职外卖员，他们下班时间来跑是多一份收入，可我们全职的就只能靠这个，许多资深外卖员收入也没回到去年的水平。”

另一方面，疫情时代大幅下滑的订单量，也影响了外卖员的薪资。美团2020年一季度财报显示，受线下门店歇业及小区封锁影响，美团一季度餐饮外卖收入同比削减11.4％，外卖订单量日均下跌18.2％，总订单量同比下滑46％。到了5月上旬，外卖订单量虽已恢复至疫情前的90％，但在6月中旬泛起第二波疫情之后，北京多个区域的订单量又泛起大幅下滑。

僧多粥少的局势下，选择将外卖员作为兼职事情的人越来越多。平台数据显示，在美团外卖骑手中，有近六成骑手天天配送时间小于4小时；在饿了么骑手中，有56％的骑手有第二职业。

从表面上看，快递外卖行业的收入水平不低，但高人为现实来自高强度的超时加班。社科院一项针对快递员群体的观察讲述指出，近一半的快递员天天事情10至12小时，若是以小时人为为尺度，则快递员月均4859元的收入，时薪仅有23.9元，与人社部宣布的最低人为尺度水平差不多。而外卖员的收入则已经是配送从业职员中的最高水平。

但事实上，外卖员的薪资完全依赖于事情量，多劳多得。平均一单5~8元不等的抽成所组成的收入，看似得手收入比较高，却是由于少了社会保险的各项缴费。“我们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只能多赚点算点，为以后早做计划。”一位37岁的女外卖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许多全职外卖员，也在守候接单的清闲做一些微商、刷好评之类的网络兼职。

5月6日，浙江杭州市，外卖小哥何鹏向相识相恋两年的女友求婚。图/IC

“外卖员属于平台型就业，由于逃避了社保缴费，才变相增添了得手收入。” 屈小博指出，“现在外卖员仍然不是一个稳固历久的事情，有很高的流动性，很难进入正规社会保险系统中，且外卖平台一样平常只提供商业意外保险。这样的收入结构决议了外卖员并不是一个历久稳固的事情。”

社科院讲述指出，因投诉纠纷、缺少保障及职业生长等问题，许多青年并不把快递配送作为一份恒久事情。从业不足一年者占39％，一至两年占31.2％，两至三年占12.1％，五至六年占5.9％，七年以上为11.9％，短期从业特征显著。

此外，岁数、收入水平、婚育情形、身体健康情形等也对快递外卖员的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在章铮看来，快递外卖业的竞争正在趋于饱和，平台激励下降，薪资正在进入常态化，“无论是现在照样未来，快递外卖员的高薪资一定来自多劳多得”。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王艺璇在一篇针对都会快递小哥的观察中指出，快递小哥在都会中不仅面临较大的生涯压力，也过早地忍受着胃病、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痛等“职业病”。

职业流动和返乡是这个群体改善现状的主要渠道。但在现在人力资本的限制下，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缺乏专业技术的快递外卖员们，很难找到快递行业之外的事情。在王艺璇课题组的调研中，有快要68％的快递小哥会事情几年后选择返乡创业。

在33岁已经立室的外卖员陈斌看来，返乡是最后一条路，但也是最现实的一条路。“像我只有初中文化的人，没有城里的公司会要我。”言语间，陈斌的无奈与心酸尽显。

“返乡回流会是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的选择。”章铮向《中国新闻周刊》示意，“快递外卖员的劳动量非常大，职业声望又比较低，加之事情的投诉率高，社会认同度低，是典型都会融入度不高的群体，事情一段时间后返乡是大概率的选择。”

不外，时至今日，机械虽然已经替换了工厂流水线上的基础岗位，但并未能完全替换快递外卖配送线上的基础岗位。从快递物流到外卖跑腿，智能机械只控制了仓储分流环节，在配送线上的“最后一公里”，在面临面的服务环节，依然需要依赖人工。因此，章铮以为，“只管快递外卖员从事的是服务业中的基础岗位，但在未来十年内，这类岗位还难以被机械替换。随着电商和线上服务业的进一步生长，快递外卖业的人力需求仍然会延续增进。”

现在，第二产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2019年，美国第三产业产值占海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81％，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为53.9％，相当于美国1947年前后的水平。相比之下，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更为蓬勃，以金融、信息手艺、房地产等知识麋集型服务业为增进支柱。中国则是住宿餐饮、住民服务、文化娱乐等消费性服务业占有主体职位，科技型服务占比较低。与美国相比，中国消费性服务业的劳动麋集型属性更强，单元劳动生产效率更低。

“中国服务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麋集型岗位。包罗快递外卖等在内的中国新兴服务业，其线上化新经济形势带来了天真用工、共享经济等新模式，确实增添了几百万的就业规模。疫情则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生长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文凯指出。

“未来，中国服务业的增添值比重和就业份额将继续稳步提升，潜在增进空间较大。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是经济生长的必然效果。”孙文凯示意，但一个残酷的现实将是，“服务业中的高端知识型岗位和低端劳动麋集型岗位之间，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

快递员外卖员的明天在那里？对于疫情时代新增的跨越200万的外卖骑手而言，趁着外卖行业正在苏醒，让手里只管多一些现金流，攒一些钱回乡，或许就是眼下最着实的生存之道。

“我现在虽然没有月入过万，至少也比以前在厂子里多一点。”谈及未来，22岁的苗森还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他的目的也和带他入行的老乡一致：“先干着，攒点钱，以后回老家开个小店。”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苗森、陈斌为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