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记者 付丽丽

新冠病毒在全球伸张。每个人都想知道，这种病毒事实从何而来？找到致病病毒源头的事情，就是所谓的“病毒溯源”。

“这并不仅仅是为了知足好奇心，更主要地是，病毒溯源对流行症防治意义重大。找到病毒源头，明白病原是若何生长成对人类致病的病毒，才气回覆病毒会不会频频泛起，也就是人人体贴的是否会卷土重来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赵国屏研究员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然而，只管全球科学家都在苦苦探寻，现在看来，新冠病毒的起源依然扑朔迷离。“事实上，不只是新冠病毒，人类历史上许多疾病，如艾滋病、SARS等，对其源头的探索，虽然有了很大希望，但至今还在继续。病毒溯源自己就是个科学难题，很庞大，需要较长时间而且存在不确定性。”赵国屏说。

溯源基于“科学举证”

找病原体需知足科赫规则

“对于未知病原病毒溯源，至少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找到致病的病原体，第二步确定到底是哪种动物被最先熏染（或者就是自然携带者），即病毒的自然宿主；在这一步上，还需要探寻病毒从自然宿主到熏染人，再在人世流传的历程及其机制。”赵国屏说。

赵国屏示意，病毒溯源需要证据，是“科学举证”的历程。其证据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生物学证据，包罗病因学、临床医学和流行病学等证据，其优点是“真实天下”的显像，但也存在获取历程中人为因素滋扰，以及实验历程的难题等；另一类是分子生物学证据，包罗基因组测序、抗体检测等，它的优势是“确切”，但要与生物学证据确立联系，不那么容易。

以找病原体来说，需要知足科赫规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武桂珍研究员先容，科赫规则由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提出，它是指确定一种病毒为致病的病原微生物需要4个尺度：在每一病例中都泛起相同的微生物，且在康健者体内不存在；要从宿主星散出这样的微生物并在培育基中获得纯培育；用这种微生物的纯培育物接种康健而敏感的宿主，同样的疾病会重复发生；从试验发病的宿主中能再度星散培育出这种微生物来。

SARS暴发时，荷兰Erasmus 大学的两个团队正是用这一规则确定了SARS-CoV是SARS的病原。他们用SARS-CoV熏染食蟹猕猴，泛起了与人熏染SARS-CoV相类似的症状，从熏染的猴子体内星散到的病毒与当初接种时的病毒相同，熏染的猴子体内能够检测到SARS-CoV特异的血清转化。

然而，武桂珍示意，找到病原体只是溯源的第一步。中华菊头蝠到底是不是SARS的自然宿主，它携带的病毒是若何变异成果子狸携带的病毒，还需进一步研究。

“完全根据科赫规则去寻找病原体需要较长时间，在当今时代需要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如血清转化和基因测序，加速对疑似‘病原’验明正身：属于什么物种，是否是一种未被熟悉的新物种等。从溯源的全历程看，最终要由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两大手艺所获信息‘证据’，汇聚成链，相互印证，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义务。”赵国屏弥补说。

“零号病人”是溯源的要害

也是难点

“一样平常来讲，病毒溯源有两条路径，一是流行病学观察，二是动物和环境中的病毒漫衍观察。” 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平安三级实验室主任赵卫说。

赵卫示意，一样平常流行症溯源的流行病学观察是从第一位被发现的患者的接触史最先，即要找到“零号病人”，但这项寻找事情可谓难上加难。

以艾滋病为例，1980年10月到1981年5月，在美国洛杉矶有5位以往很康健的年轻人患上了卡氏肺孢子菌肺炎，这是一种异常罕有又严重的熏染，通常只会泛起在免疫功效严重低下者身上。5位年轻人病情迅速恶化，被报道时，已有2人殒命，这是最早发现的艾滋病人，但那时即推测这种疾病已在天下上流传了较长时间。

8年后即1988年的一项研究找到了更早的美国病人，研究人员检测一名叫Robert Rayford的15岁青少年1968年留下的组织样本时，效果呈HIV阳性。之后又已往10年，1998年，科学家又在刚果首都金沙萨找到了一份来自1959年的血液样本，发现这份血液样本中就含有HIV-1。现在，这是人类能够确切追溯到的最早的“零号病人”了。但他真的是“零号”吗，至今无法说清。

其次，动物和环境中的病毒漫衍观察是最直接、最主要的手段。赵卫先容，如科学家发现非洲喀麦隆南部灵长类动物身上带有与HIV极为相像的病毒SIV，也即猴免疫缺陷病毒。以是，有科学家提出了“受伤猎人”理论，即一位受伤猎人接触到灵长类身上的病毒，最先被熏染。现代最阴险的流行症之一埃博拉出血热，现在大多数科学家以为其泉源于果蝠，由于整个撒哈拉中部和南部的非洲区域有差别种类的果蝠可以携带这种病毒。

近年来，生物信息学手艺希望迅速，科学家可以通过基因同源性比对确定差别病毒株间的亲缘关系和流传历程，甚至可以通过“分子钟理论”推算出某种病毒的起源时间。但在溯源方面，这些都无法替换传统的流行病学观察。

在赵国屏看来，对自然泉源新病毒的溯源，就像刑警破案。刑警到作案现场，首先网络证据，然后多方观察，形成种种假说；顺藤摸瓜，清扫并查找新证据、新线索，最后找到作案嫌犯。同时，嫌犯供述犯罪历程，并指认作案第一现场及作案工具藏匿地址，与获得的证据相互印证。其中随便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没有效果。

溯源有难度

人人要有合理预期

病毒很狡诈，尤其是基因由核糖核酸（RNA）而不是脱氧核糖核酸（DNA）组成的病毒，更容易发生变异，而且变异的水平更高，速率更快。

赵国屏先容，冠状病毒就是更为狡诈的RNA病毒。其基因组比较大（是HIV病毒基因组的3倍），也容易泛起包罗缺失、重组之类大片断的变异；固然，绝大部分变异对于病毒的生长滋生都是晦气的，因此，在病毒复制的历程中就被自然镌汰了。

赵国屏以为，病毒在跨种流传历程中，需要积累顺应新宿主（人类）的那些变异，形成在人群中扩散的“流传性的克隆”，那就是现在频频检测测序的流传到天下各地的毒株。可是，在这个早期的积累历程中的绝大部分变异，并没有显著的对人熏染的“表型”，被发现的几率自然是很低的；但这正是溯源所需要的“科学证据”。

以SARS为例，其暴发后科学家就一直在寻找源头。2005年，科学家在三种蝙蝠中发现了SARS样冠状病毒，但基因组序列都与SARS冠状病毒基因组差异过大。直到2015年，在中华菊头蝠中发现SARS样冠状病毒，与人SARS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有96%的相似性，才算基本展现SARS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

“病毒溯源极其难题，包含了许多不可控因素。有些证据丢掉了，可能永远找不到了。许多情况下，把链条完全连起来是不可能的。有些是历久研究也未必能搞清楚的，只能形成推论，更多的照样找到节点证据。对此，人人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赵国屏强调。

泉源：科技日报

编辑：岳靓

审核：朱丽

终审：冷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