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3月26日，工信部组织开展产业链固链行动，聚焦重点产业链，以龙头企业动员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增强协同复工复产动能。汹涌新闻・智库讲述栏目推出“固链”系列专栏，在全球疫情伸张靠山下，关注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疫情中许多企业对于供应链自主可控有了切肤感受，由此产生了许多供应链迁出中国、迁回母国的话题。供应链会怎么移动，听谁指挥，对此汹涌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芮明杰。

芮明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官网 图

汹涌新闻：疫后全球产业供应链要从中国转走，有没有这个可能？

芮明杰：从中国转走一些产业的供应链着实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最先了。去年，在中美商业摩擦升级为商业战后，许多中国出口美国的产物关税被提高，导致企业出口产物销售难题，生产难题，于是一些厂商只能把工厂从中国转移出去，转移到出口关税低的区域与国家。从宏观角度看，这就是商业战导致的一些产业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

只是本次新冠疫情中产生了一个已往重视不够的问题，即所谓产业供应链的平安问题。中国的疫情暴发得早，2月份有许多工厂因抗疫歇工了，与我们同处一个产业供应链上下游外洋企业也不得不歇工，于是就有了损失。现在西欧疫情暴发，西欧许多企业也只能歇工，这样中国企业也不得不停下来，损失很大。这样的状态使产业供应链全球漫衍平安的问题成为一个显性问题。聪明人不能在统一地方摔两跤，为了提防未来风险，把企业全球供应链变得更平安一些，一定是企业要思量的问题，不光外洋的企业会思量此问题，中国的企业也会思量此问题，由于这是一项合理的企业经济行为。

汹涌新闻：从上面的注释看，供应链的平安只是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

芮明杰：严酷意义上来讲，供应链的全球漫衍和平安是经济与商业问题。跨国公司要利润最大化，固然要寻找最有用率、最平安的产业供应商，放置自己的产业供应链，由于什么都自己做既不现实也无效率，且不经济。当环境发生转变，生产要素资源状态发生转变，差别区域和国家营商环境发生转变，互助供应商有了很大转变等都可能导致企业举行现有产业供应链的调整。产业供应链全球转移就是企业在商业利益驱使下的经济行为，这些行为在特定条件下会受到一些国家政府政策影响，而不是个别人的言论。即便那些政府出台了直接政策，企业也未必都改变自己的产业供应链，由于将有用率的供应链迁徙改变，成本是极其大的，而且需要对照长的时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济生长迅速，产业系统逐步完善，手艺进步也很快，这些功效取得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国策的准确，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产业价值链、供应链全球漫衍转变。改革开放国策使外洋企业可以进来，我们的企业可以出去，我们加入了全球产业分工系统，并在这个系统中不停生长，这也就是我们主张全球经济一体化，而不是逆全球化的主要原理。

事实上经由这么多年的生长，中国许多企业已经成为优异的全球产业供应商，是全球产业供应链上的不能缺少者，中国的营商环境已大幅度改善，在全球排位提高很快。尽管云云，也应该看到，这些年由于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不停提高，社会保障与福利要求的提高，使劳动力成本、生产成本有了对照大的增进，使一些企业继续一些低附加价值产物生产与分销的话，谋划压力增添，再加上关税提高出口变得难题，企业关门或转移十分正常。

企业从产业供应链平安的角度思量举行跨国转移，极大部门照样从自身经济利益、生产平安的角度来思量问题。疫情之后，估量会有一些企业的产业供应链或供应商会搬出中国，但也不见得会搬出许多。究竟中国作为全球产业供应链上的成员已经多年，效率高、产物质量可靠，作为供应商的中国企业有许多优势，我们要有自信心。

我不主张过多从政治角度来看这种经济行为。若是对产业供应链迁徙有忧郁，那么准确计谋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继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全球互助创新，提高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汹涌新闻：什么样的供应链会转走，什么样的会留下？

芮明杰：首先从产业供应链平安的角度思量，一些要害的零部件或者要害性手艺产物的供应链，可能会搬走一些。其次从经济利益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种种用度、关税状态的转变，有些对成本、关税等足够敏感的产业也会搬走一些。譬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纺织服装、电子加工、低端制造，可能会搬到劳动力更廉价、手艺要求不特别高、关税门槛低的东南亚国家去生产。着实疫情前，这些行业的供应链已经在转移，也有一些跨国公司在脱离中国。另外一些手艺含量高、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供应链也可能会转回西欧，劳动密集型的供应商要转到西欧不太现实的。除非政府给补助，否则劳动力成本这么高，企业是很难活下去。

汹涌新闻：中国伟大市场的锚定作用对全球供应链漫衍能起到多大的影响？

芮明杰：市场大是有很大吸引力，但企业不一定非要在这里设点生产。就近生产，在经济上更节约。例如，靠近主顾可以更节约，更好为客户服务，节约运费，直接降低了成本，然则照样没有需要一定要在中国生产，产物与货物可以通过进出口商业卖给中国。有一些跨国公司脱离中国市场，并不意味着他不想把器械卖给中国了。好比三星的一些工厂搬走了，但三星照样愿意把产物卖给中国的消费者，由于中国的消费者量大且消费实力相当大。

汹涌新闻：若是企业搬出中国，会不会影响他们的产物在中国销售。会不会受到反制？

芮明杰：我以为不会，若是动不动就开展所谓制裁反制，那么全球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商业就不能能了。我们是主张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由于人类运气共同体首先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睁开的。不能由于人家要搬走产业供应链，就不让其产物卖进来。要害是我们的消费者需要不需要这种产物，海内企业能不能够生产出质量好，价钱又合适的类似产物。若是自己不能生产，又不让消费者使用别人的产物，就会降低消费者的福利。以是我们不会这样做的。除非在极端情况下，发生短期的商业争端，商业冲突只是提高关税等进入门槛，企业的产物照样可以进来，只是卖得贵一点，影响销量而已。

汹涌新闻：有人说疫情后产业供应链要根据市场规则和意识形态举行划分，这会成为现实吗？

芮明杰：存在这种可能，那就要把企业的经济行为看成政治争端来放置，然则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深入到每个国家的条件下，这是不能能完全做到的。美国对某些国家举行严酷制裁与封锁，但照样有企业与它做生意，举行经济交往，固然所谓制裁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产业照样受到对照大的影响。

汹涌新闻：全球产业供应链中的一些中国供应商会不会搬出中国？

芮明杰：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着实疫情前已经最先了一些迁徙。有些低端制造，由于产物的问题，其产物的附加价值不高，无法蒙受高劳动力成本，只得转移。若是想要让这些企业也留下来，要害要推动这些企业不停改善产物品质、改善服务，让它缔造更高的附加价值。这样才能够蒙受劳动力成本不停上升导致的生产谋划压力。

汹涌新闻：这次疫情的教训是供应链不能太集中，以后企业会不会有备份的考量，同样的生产部门在差别区域涣散部署？或者那些大公司会不会为了在中美之间搞平衡，同样的部门在中国放一个，在美国也放一个？

芮明杰：产业链的区域或国别漫衍也要思量成本的，着实有需要企业固然会这样做，好比欧洲放一个亚洲放一个。跨国公司是有自己生长战略的，然则也要思量成本与收益的，不能总是做赔本的生意。

汹涌新闻：产业供应链的转变历程是循序渐进的，照样疫情之后马上开动，迁走的第一步是什么？

芮明杰：我不认为会有大规模迁徙。即便要走，也需要思量成本和时间。迁走的第一步很简单，就是歇工停产，然后是出清资产。

汹涌新闻：主要工业国家是不是又要重新组建完整的工业系统？

芮明杰：小国是做不成的，规模不经济。只有类似中国、美国这些大国才行，欧盟各国分工互助也可以做到。但云云就回到已往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是封锁的，特别是大国基本上是可以自给自足，至于是否最有用就不一定了。

汹涌新闻：随着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产业供应链中手艺含量占比越来越多，劳动力成本在供应链转移中还很主要吗？

芮明杰：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提高加大了装备投入成本，虽然对劳动力的数目要求降低，但对劳动力素质技术有了更高的要求，此时劳动力的数目要求转变为质量要求，劳动力质量不行产业供应链也会有问题，以是劳动力状态始终是一个主要影响因素。

从时下的形势看，引发全球产业供应链、价值链更改有两个最主要因素，一是经济因素，包罗劳动力、手艺转变、互助空气、营商环境等。第二个是供应链平安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产业供应链的地域空间和国别的漫衍状态，与空间地理、交通运输、经济平安、金融条件、政商关系等都有关系。

产业供应链从经济思量空间漫衍时，企业可以把供应商放在中国和东南亚这种低成本区域。从平安角度出发，若是企业的母国与有些国家关系对照友好，或与有些国家关系一样平常时，企业固然愿意去选择对照友好、营商环境对照好的国家和区域企业作为互助者。以上这两个因素都有可能受到政治上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一样平常条件下不起主导作用，只是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政治才会主导企业全球产业供应链的转移与重新放置，譬如发生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