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生活在湄公河岸边的人们一直乘坐木船，载着各种新鲜的农产品，准备用于贸易。
但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进入了一种新的斗争。随着外国投资的增加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对小商贩的生产和运输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今，装载着成吨的商用农产品的卡车沿着新建的道路缓慢前行，这些道路穿过河岸上森林覆盖的斜坡。如今，数十座水电站大坝阻断了这条湍急的河流;将其转变为“东南亚电池”。
为了避免这些挑战，援助和保护项目已经开始成群结队地保护世界上最伟大的水道之一。在湄公河下游流域，恒达平台河流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数百万美元被投入了综合保护和发展项目(ICDPs)，旨在促进当地社区的环境可持续性，同时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
“但这些项目成功了吗?”《基于证据的保护:湄公河下游的教训》(Evidence-based Conservation: Lessons from the Lower Mekong)一书的作者问道。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首席科学家、该书编辑之一特里•桑德兰(Terry Sunderland)表示:“许多国际林业发展规划有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它们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因此确保我们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非常重要。”
在这里，我们收集了他们关于什么有效以及为什么有效的建议。
监控系统是学习和改变的源泉，所以要使用它们
尽管在监测和评价过程中有过多的知识，但往往很难知道养护项目是否对养护或发展产生影响。本书的另一位编辑、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发展实践教授杰弗里•塞耶(Jeffrey Sayer)表示，我们不仅需要了解项目的成功，还需要了解失败——如果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的话。
“建立监测系统的唯一动机往往是让捐助者高兴，因为作为学习和改变的来源的监测的价值尚未得到实地人员的赞赏。”
然而，塞耶解释说，情况不一定如此。
“一些简单的参与式进度评估可以帮助项目人员和当地人分享他们的想法，并帮助他们一起学习。”
从一开始就确定清晰和合理的目标
桑德兰说，多年的研究加强了尽早制定明确和可实现的目标的必要性，而当那些倡导保护和社会发展的人正在热情地结成联盟时，这一点尤其困难。
他说:“太多的项目文档过于关注实施和交付的细节，而没有真正阐明他们寻求实现的整体长期目标。”
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可能有助于保护与发展相结合
对于长期的保护项目，资金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措施如环境服务付费(PES)和减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REDD+)的可能性已经出现，这些措施重视生态系统服务，包括碳封存。
而自然的商品化并非没有批评,Minh-Ha黄平君,以前越南世界农林中心协调员,和这本书的另一个编辑认为,这种方案可以发挥宝贵的作用作为其他融资机制的补充而不是独立的链接保护和开发解决方案。
她说:“例如，在越南，REDD+被指定为帮助减轻农村贫困的一种方式，但如果该国的土地保有制度不做出重大改变，它就无法发挥作用，因为贫困家庭往往因为没有土地所有权而被排除在外。”
一个孩子在老挝捕鱼。特里桑德兰。
许多项目的设计是以当地社区的贫困率是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为前提的。他们解释说，贫穷比简单地缺少财富产生要复杂得多，它延伸到幸福和选择的自由。
为了使社区打破贫困的循环，需要更好地了解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相互竞争的保护和发展目标如何影响穷人的增长。
桑德兰说:“因此，解决方案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然而，恒达平台是正规的吗了解和谈判保护与发展之间的权衡是确保两者取得最佳结果的基础。”
加大对教育、意识和能力建设的投资
书中所述的许多项目在建立地方和机构管理能力和加强保护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由培训、教育和宣传运动支助的各种活动往往成为一个项目最成功的方面。例如，在越南的Hoang Lien - Van Ban自然保护区，一项为期三年的社区保护项目帮助当地居民识别和划定保护区的边界。这些活动提高了社区对保护区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
然而，正如该项目发起人之一、CGIAR气候变化、农业和粮食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布鲁斯•坎贝尔所指出的那样:“将这种能力建设扩大到国家层面仍然是全世界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充分理解策略上下文
在许多情况下，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对公园的威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政府的政策。正如这本书所强调的，虽然在保护和减轻贫穷方面可能有一个良好的框架，但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的执行。
对保护区的政策挑战由于普遍缺乏对保护的政治承诺而进一步加剧，这从许多环境机构的弱点和公园管理活动的资金不足可以明显看出。
从“重大保护失败”中吸取教训
当这本书被编辑的时候，世界范围内的保护工作遭受了重大打击:爪哇犀牛在越南被宣布灭绝。
尽管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大量资源，但在猫田国家公园(Cat Tien National Park)，偷猎已经杀死了最后一批大象，这意味着目前在印尼幸存的大象不足50只。
那么到底哪里出错了呢?
许多保护项目都有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他们难免会犯错误，所以我们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是非常重要的。
桑德兰在《角蛋白的杀戮:不必要的犀牛灭绝》一书中说:“大量投资用于公园生态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直接监控和保护爪哇犀牛。”
他补充说，必须加强政治意愿，阻止卡特尔组织交易濒危物种。
最近，印尼总统宣布了国际犀牛年，旨在保护爪哇和苏门答腊犀牛的未来，保护工作因此获得了急需的政治影响力。尽管如此，一些环保人士仍然对他们的前景持谨慎态度，称现在政策制定者必须兑现他们的承诺。
桑德兰警告说，把语言变成行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执行保护濒危物种的国家和国际立法不仅耗资巨大，而且极具争议。
他说:“环保人士一直受到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以牺牲当地人的生计为代价，实施了被视为严厉的物种保护措施，因为当地人经常被排除在保护区之外。”
不过，或许实施“最佳实践”规定正是保护和发展项目所需要的，这些项目努力帮助仍生活在湄公河下游盆地的人民、动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