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杀动物为乐是一种意见分歧的活动。这也可能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问题，像狮子塞西尔之死这样的高调事件引发了全球媒体的报道和抗议。甚至有人呼吁以非法狩猎的罪名起诉承认杀害塞西尔的美国牙医。

 

尽管偶尔会激起强烈的情感，但许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狩猎是多么普遍。国际动物福利基金(IFAW)报告称，2004年至2014年间，共有107个国家参与了狩猎活动。在那段时间里，据信有超过20万件来自濒危物种的狩猎战利品被交易(另外还有170万件来自非濒危动物)。

 

战利品猎人自己也会花大把的钱来做他们所做的事情(IFAW声称21天的大型狩猎之旅要花费10万美元)。但有关这给访问国家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可靠数据仍然有限，存在争议。

 

如今，英国政府宣布，恒达总代理正在考虑禁止猎杀濒危物种的战利品进行贸易，将它们带回英国成为犯罪行为。

 

狩猎运动的支持者——包括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主要的保护组织——认为狩猎野生动物可以带来重大的生态效益。与一些政府一样，他们声称“管理良好”的狩猎是一种有效的保护工具，这也可以帮助当地社区。

 

这种争论部分取决于从战利品猎人那里获得的可观收入，据称，这些收入可以再投资到保护活动中。

 

广义的观点是，为了更好的物种生存和生物多样性，一些动物(通常是濒临灭绝的)被牺牲了。当地的人类社区也从保护动物种群中获得经济利益(而不是将它们视为威胁)，并可能通过狩猎活动、提供住宿或出售商品来获得就业回报。

 

的确，关于狩猎的研究表明，狩猎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很可能得到当地社区的支持，并与保护收益相关。

但目前尚不清楚在什么情况下狩猎生产有价值的保护效益。我们不能假定在一个国家针对一个物种，在一组具体情况下，适用于所有其他物种和地点的一个方案是可行的。

 

另外，所谓的战利品狩猎的好处依赖于可持续的管理、利润的投资和当地社区的参与。但是，考虑到在一些进行狩猎活动的国家存在腐败和缺乏有效治理的情况，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条件能够得到满足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战利品狩猎真的如此有利可图，那么这些利润很有可能被富人(可能是外国人)和官员中饱私囊。

 

这就引出了道德问题。仅仅因为一项干预措施有可能产生社会效益，并不意味着这种做法是合乎道德的。如果这是不道德的，它应该被视为犯罪吗?

 

这是社会政策经常关注的问题。如果一个程序引入的邪恶大于它声称要减少的邪恶，那么实施它就是不道德的。

 

我认为，恒达总代理优势即使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狩猎能够带来保护效益，但为了拯救一个物种而导致个别动物的死亡和痛苦也是不道德的。

 

与许多环保犯罪学家一样，我对环境和动物相关犯罪的研究持批判态度。这意味着，我对那些被认为是有害的行为感兴趣，而且可能配得上“犯罪”的标签，即使它尚未被正式定罪。

 

在考虑全球危害和那些严重影响社会中最弱势群体的危害时，这种方法尤其重要。

 

保护涉及生物多样性和动物种群。这与动物权利或物种正义的观点形成了对比，在动物权利或物种正义的观点中，不关注人类优于所有其他物种的权利，而是考虑动物个体和动物群体的利益和固有权利。

 

从这个观点来看，战利品狩猎无疑会造成伤害。它带来了痛苦、恐惧、苦难和死亡。此外，大象、鲸鱼、灵长类动物和长颈鹿等动物也会经历家族或社会群体的悲伤、哀悼和分裂。鉴于这些危害，战利品狩猎无疑是名副其实的“犯罪”。

 

允许狩猎战利品也使动物不如人类的观念得以延续。它把野生动物变成了一种商品，而不是有生命的、有感情的、自主的生物——我认为这些生物应该被视为犯罪的受害者。

 

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也促进和规范了对动物的剥削、死亡和虐待。这种有害影响在集约化养殖、海岸公园和“罐装狩猎”中都可以看到，在这些地方(通常是狮子)被圈养(有时被麻醉)，作为狩猎活动的一部分。在那些可以从动物、剥削和野生动物犯罪中赚钱的地方，似乎很可能会紧随其后。

 

相反，当地社区必须参与有关保护和土地管理的决策，但不能以濒危物种或为运动而猎杀的个别动物为代价。必须采用其他的保护方法，如摄影旅游和减少人与动物冲突的计划。

 

禁止战利品狩猎将为发展创造性的保护野生动物和人类与动物共存的方法提供急需的激励。而且，即使不去狩猎，也能获得可观的保护收入。

 

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应禁止进口纪念品，恒达代理同时支持有利于野生动物和当地社区的替代性道德发展。任何不作为都是对世界上最脆弱的野生动物犯罪的共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