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踪珍稀物种数量的困难到偷猎者利用分布数据的危险，研究濒危物种的复杂性需要研究人员拿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超过14000个物种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或极度濒危物种。一些科学家呼吁将当前的地质时代命名为“人类世”(Anthropocene)，即“人类时代”(human era)，以引起物种灭绝和其他环境扰动的惊人速度的主要根源命名。
了解受这种干扰影响最大的物种的生物学特性是制定有效的保护策略的重要前提。但是，调查濒危动物的科学家们不得不在出版和拨款写作等传统研究压力的同时，应对一些特殊的挑战。
首先，要找到那些从定义上来说比较罕见的生物是有困难的，恒达登录而且它们可能是难以捉摸的，夜间活动的，或者很难被观察到的。然后，研究人员可能会加剧导致一个物种或种群灭绝的问题——例如，通过增加人类接触或无意中提高该物种对偷猎者的可见度。
面对这些问题，科学家们想出了独特的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从利用新技术到建议研究人员如何最好地展示他们的结果。
你在哪里?
虎爪(Dasyurus maculatus)是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家猫大小的有袋动物。虽然在欧洲殖民后不久物种数量急剧下降，但仍有几个种群被认为处于濒危状态。老虎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生物，这对研究老虎生态学的墨尔本莫纳什大学野生动物生态学家艾玛·贝内特(Emma Bennett)等人构成了挑战。
一个方便搜索的方法是使用陷阱。但是陷阱可能会伤害动物，或者至少会给动物带来压力——研究人员显然希望避免这种结果。贝内特正致力于开发一种侵入性小得多的解决方案:训练狗追踪老虎库尔斯的粪便，通过分析粪便来确定性别、饮食和库尔斯分布的信息。她最近与一位搜救犬训练师合作，在维多利亚州的大奥特威国家公园(Great Otway National Park)教志愿保护犬如何定位quoll scat。“训狗人……他们只是对保护环境感兴趣的热情的人。”她说。
现在，你把相机放在偏远的地方，这样你就能看到雪豹、老虎和各种各样的奇妙动物的图像，你永远不会看到其他任何方式。
-斯图尔特·皮姆，杜克大学
班尼特的策略只是研究濒危物种的研究人员如何想出非正统的方法来应对追踪或观察稀少生物的后勤挑战的一个例子。Paul Evangelista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生态学家，他在索马里兰工作时提出了自己的方法。索马里兰地处偏远危险地区，直接观察动物种群非常困难。所以Evangelista求助于当地人。他说:“我对本土知识很看重，我想弄清楚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来整合到更多基于计算机的地理空间模型中。”
Evangelista的团队在2016年和2017年对索马里兰的公民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是否有25个物种出现在当地。研究人员在调查中纳入了一些他们已经知道在当地已经灭绝的物种，作为对虚假报告的质量控制。根据他们收集到的数据，科学家们能够建立这些动物的物种分布模型，包括两个高度保护优先的物种，猎豹(Acinonyx jubatus)和非洲野驴(Equus africanus)。
杜克大学保护生态学家斯图尔特·皮姆说，新技术也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随着数码相机取代胶片相机，相机陷阱正在飞速发展。皮姆说:“现在，你把相机放在偏远的地方，这样你就能看到雪豹、老虎和各种各样的奇妙动物的图像。他说，这填补了我们对这些难以捉摸的物种分布知识的空白。
越来越多的无人机被用来识别和定位难以找到的动物。“现在你可以出去买一套直升机装备，装上摄像头……获得非常高分辨率的图像，”皮姆说。例如，2016年，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和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的科学家利用无人机研究了极度濒危的北大西洋露脊鲸(Eubalaena glacialis)的健康状况。
皮姆说，十年前不存在或刚刚出现的技术现在已经“成为研究生物多样性的标准程序，以及我们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所作所为”。他指出，技术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研究的性质。“我们积累数据的速度正以数量级增长，”他表示。
我们必须非常清楚谁能看到这些数据，谁能访问这些数据。
但是，即使研究人员设法收集他们感兴趣的物种的数据，挑战仍然存在。下一个迫在眉睫的障碍是如何将濒危物种的研究传播给更大的科学界，或者是否要传播。
死于打印
当保护和景观生态学家大卫Lindenmayer和本舍勒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位置信息发布在pink-tailed worm-lizards (Aprasia parapulchella),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列表“脆弱,”他们的机构很快开始地主报告呼吁人们侵入他们的财产找到的动物。一些翻倒岩石寻找爬行动物的入侵者可能参与了非法宠物交易。
这一事件是众多研究型偷猎者几乎在文献中一描述稀有动物就瞄准它们的例子之一。即使是好心的业余自然学家，只要想看一眼，也可能无意中破坏濒危物种。“这是一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特定的小栖息地，”舍勒说，“即使只是寻找动物也会造成很大的破坏。”
由此产生的是否公布濒危物种位置数据的两难境地，使科学对透明度的基本需求，与敏感信息落入坏人之手的风险对立起来。Evangelista说，他和他的同事们有时会将罕见生物的目击报告“保密”，因为他们担心这会暴露一个物种的身份。事实上，当研究人员今年3月在索马里兰发表他们的发现时，他们决定不对他们研究的大多数物种的分布情况进行详细报道。“作为在地面上的研究人员，这确实让我们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他说。“我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发表论文——我们是在努力拯救物种，我们必须非常清楚，谁能看到这些数据，谁能访问这些数据。”
林登迈尔和舍勒在去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不要发表》(Science, 356:800-801)的论文中正面论述了这个问题。在这篇论文中，研究人员列出了保护濒危物种数据的理由，并提出了一项评估，科学家可以据此决定是否应该在文献中发表他们的信息。评估包括一个物种的状态和它被偷猎的风险的标准。这篇标题颇具煽动性的论文“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处理数据的辩论，”舍勒说，尽管他指出，这项评估并不适用于大多数物种，因为并没有多少物种处于极度濒危状态，受到偷猎的威胁，而且高度本地化。“只有少数物种真正需要评估，”他说。
这一争论引起了其他一些自然保护生物学家的注意。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的生态学家格伦达·沃德尔(Glenda Wardle)是一篇支持开放但负责任的出版的回应文章的合著者。她说，生物多样性研究“需要位置信息以便对风险和威胁进行评估”。“因此，如果我们不发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让科学家和管理人员充分了解这些信息，我们就会阻碍我们想要实现的生物多样性的实际进展。”沃德尔认为，保护生物学家一直对敏感数据有很好的做法，但她补充说，2017年的那篇文章，以及她与人合著的回应，可能帮助保护生物学社区重新关注了这个问题。
帮助研究人员决定如何沟通他们的研究在濒危物种,悉尼大学生态学家阿伊莎洛克和她的同事们最近设计了一个决策树发布敏感位置数据将允许科学家权衡风险由于偷猎和业余游客对加强保护工作的潜在好处。Tulloch说:“即使你不在保护范围内，你也应该非常清楚你的工作对保护的意义以及对你的物种的威胁。”她说，将相关数据提供给非政府组织，以便他们采取行动，这是保护生态学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非政府组织只能在野生动物管理和栖息地保护方面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果他们有最新的、最优质的关于物种位置和威胁物种的信息”。
建立联系
让其他各方——如保护组织、地方和国家政府，以及广大公众——参与研究和保护濒危物种是生物多样性研究者和生态学家面临的一个持续的挑战。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博德加海洋实验室(Bodega Marine Laboratory)的生物学家克里斯汀?当科学家们在等待文书工作完成的时候，物种可能会被局部消灭——或者更糟，完全灭绝。她表示:“当你必须通过审批程序时，可能很难迅速采取行动。”与此同时，资源的匮乏使得长期学习变得困难。
对研究人员自己来说，可能会出现倦怠。舍勒说，
恒达总代理研究严重濒危物种的研究人员“有时不得不后退一步”。他的一些同事已经完全离开了生态学，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栖息地的破坏，这让他们感到很有压力。当研究开始时，可能有几个研究点，但“现在它们在房子或道路下面，”他说。
研究人员正在努力改善这种情况的一种方法是，努力增加公众对收集濒危物种数据的参与。尽管让公众理解所谓魅力非凡的巨型动物——如鲸鱼和熊猫等美丽的大型动物——以外的动物的价值通常是困难的，但一些倡议正在征集技术，让人们亲自参与濒危物种评估。
例如，一个名为iNaturalist的应用程序越来越受欢迎，它鼓励研究人员和业余博物学家每月上传多达100万张图片到一个数据库中，该数据库可以记录全球各地的观测结果。皮姆称iPhone几乎是公民科学家探索生物多样性的“完美工具”。“我可以拿着手机到森林里去，拍下植物、青蛙或昆虫的照片……并把观察结果发布到网上。即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会有一群专家帮我鉴别出来。”
与此同时，Aquilino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以减轻与濒危物种合作的最困难的方面。她的实验室与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ish and Wildlife)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等机构合作，研究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酸化对白鲍鱼(Haliotis sorenseni)的影响。她表示:“拥有这么多合作伙伴的好处在于，每个人都能带来不同的东西。”